梁祝的故事真实存在吗 梁祝的故事是真的吗？
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，许多人都不陌生。其中如“草桥结拜”、“十八相送”、“死后化蝶”等动人情节，曾经赚取了不少人同情和倾慕的泪水。我国第一部彩色舞台艺术片将这个故事搬上银幕后；著名越剧演员袁雪芬和范瑞娟的精湛表演，不仅迷住了无数的中国观众，同时也倾倒了不少外国人。
他们将其称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。还有，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在中国乐坛久久回荡，也在世界上许多著名的音乐厅鸣响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梁山伯与祝英台早已大大方方地走向世界，成为名闻天下的千古佳侣。
故事是十分美好的，可惜它并不一定是真实的。那么，历史上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
据《今晚报》载，祝英台原是南北朝时的一位女子。她从小习武，为人仗义，颇有侠士之风。当地马太守贪赃聚敛，资财无数。其子马必才武艺高强，专事强男霸女。祝英台为打击马氏父子嚣张气焰，决定劫富济贫，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
她先后三次去马太守家盗银，不幸中了马文才的埋伏，被其擒获。马公子见英台容貌姣好，欲对其施以非礼，不料好事未成，反被英台一脚踢中要害，立时一命鸣呼，英台也在乱刀之下死去。
当地民众悄悄安葬了这位使女，并为其立了墓碑把她的事迹撰文刻于其上。后因年深日久，基与碑石渐被风沙淹没,从此不为人知。
而梁山伯与祝英台毫不相干，既非同窗三年的好友,也不是互相倾慕的男女。原来梁山伯是明代宁波府鄞县县令，勤政廉洁，爱民如子，却不幸中年丧妻，为忙于官场事务，无暇再娶。梁山伯后因积劳成疾，死于任所。鄞县百姓深感其德，决定把他葬在当地的胡桥镇。
这里砂水翕聚，地丰浓肥，宜开阴穴。不料在动土之时，凑巧挖到了祝英台的坟墓，想改葬他处，再没合适的风水宝地。有人提议说，梁、祝都是好人，又皆为民而死，且两两独身入土，何不将其合葬一处？免得他们在阴间寂寞。
此议一出，立即得到众人的赞同，这对时距一千多年的男女遂相婚配，被拉扯到一起成了黄泉夫妻。后来有人觉得这种做法不合礼制，便又把祝英台拽到了明代，又加进了一些情节，编了一出《同窗记》杂剧到处传唱，这才有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。
后来，此说得到了印证：据《每日侨报》载，宁波考古专家在宁汉高桥梁祝文化公园施工现场，发现了梁山伯之墓。墓在鄞县高桥镇的梁山伯庙原址，占地面积46平方米，长11米，宽6米，墓内留有晋代陶瓷器皿，还有十几枚遗骨。经专家考证，确为梁山伯的墓穴。
据史料记载，梁山伯为晋代会稽人氏，
曾任鄞县县令，为治理水患积劳成疾，死后葬于此地。梁山伯庙始建于东晋隆安元年（公元397年），香火一度旺盛，不知何时坍塌。若照这一说法，梁山伯至少是东晋安帝时期的一位官员，比前面的说法提前了一千多年。可惜这两种说法都没说明史料的来源，因此，梁祝确切活动年代仍不好断定。
另有一说梁祝故事源于山东济宁。
据清代康熙十一年（公元1672年）修撰的“济宁府邹县志”记载：“梁山伯与祝英台墓，城西六十里吴桥地方有碑。”该墓志记载的梁祝大体情况是：济宁城南九曲村祝家甚富，家有一女名曰英台，伶俐聪慧，善解人意。她见父亲为无子之事常常叹息，便女扮男装外出读书。
过吴桥数十里，遇见家住邹城之西的学生梁山伯，遂结伴同往峰山求师。学习期间，昼则同窗，夜则同寝，亲密如同胞兄弟。只是英台羞涩拘谨，三年未曾解衣。山伯以为是从小养成的生活习惯，没有在意。
学业期满，英台还家。山伯趋前拜会，见其改着女装方才悟，不禁动了娶其为妻的念头。以语试探，方知祝父已将英台许配西庄马家。山伯悻悻而返，从此思念成疾，百般调治不见好转，不久撒手归阴，死后葬于吴桥以东。
转眼到了英台出嫁的吉日，她念及前情，决定舍生取义，竟也悲伤而死，死前留下遗言愿与梁山伯合葬。乡人感其志节，遂从葬山伯之墓，马家也无异议。
这段记述与以上说法相比，可以看出有几点不同：一是梁祝为同一时代之人，而不是相距千年的陌路客；
二是只有传奇性质而无神话色彩；
三是反衬人物马氏并非不通情理的恶人；
四是梁祝合葬实际上是一种“阴亲”，显然征得了双方家庭及亲朋好友的同意，并非不相干的一种善举。
因此也可看出，梁祝生前深厚的感情一定打动了双方的家长，否则，在济宁这种孔孟之乡，梁家不会接受泊来者埋骨，祝家也决不会把女儿轻易改葬他处。
济宁的这座梁祝墓，原高1.5米，周长25米，碑高1.84米，宽0.82米，为明正德十一年（公元1516年）重修梁祝祠堂和坟墓时所建。是年，南京工部右待郎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雀文奎因公路过此处，看到了几近荒废的梁祝祠堂，觉得十分惋惜，认为梁祝二人“其心皎若日星，其节凛若冰霜，有关世教之大，不可泯也”。遂托付训术官鲍公干重修祠堂及坟墓，同时命知县朱廷膜采访故老，查考史志，尽可能详细地撰写梁祝的生平事迹，但令人疑惑的是竟没写清梁祝所处的朝代。
又有其它报纸载文说，祝英台是明代宣兴侠女，而梁山伯则是元朝书生。安葬祝英台时在基穴下面发现了梁山伯墓，有好事者将他们合为一处，做了两个朝代的夫妻。
故事的基本情节与以上说法大致相同，只是将梁祝辞世的时间打了个颠倒，地点也做了搬动。这一说法所据何来，文中也没写明。与此相映衬的是，在江苏宜兴西南约40里处，倒真有一个颇负盛名的善卷洞，洞外有“梁祝读书处”和“祝英台琴剑冢”，附近还有以祝英台墓命名的“祝陵村”，从这些遗迹来看，梁祝真像是此地的知名人士。
宜兴的梁祝故事，很可能与明代小说家冯梦龙《喻世明言》中的“李秀贞义结黄贞女”有关，这上面也有个梁祝故事，故事情节与济宁的说法大体相似，不过，里面已掺有某些神话色彩，几个主要地名作了改动，而且故事发生的时间也晚了近一百年。
冯梦龙写书时是否听过济宁的这一传说，尚不敢肯定，但小说中的有些话如“日则同食，夜则同卧，如此三年衣不解带”等，与济宁梁祝墓志上的语言几乎出自一人。冯梦龙是吴县人氏，距宜兴不远，为了故事情节的需要，顺便将梁祝的“户口”迁移一下也不是没有可能。
由于《喻世明言》的影响很大,这个故事领衔于有关梁祝的各个传说，宜兴的志书也收录进来，其后代代流传，多以为真。
清代著名藏书家吴骞很不以为然，他曾在《桃溪客语》中说：“骞尝怀疑祝英台当尔时一重臣，死葬宅旁……便有祝陵村。”按照封建礼制，自汉代以后，只有帝王的坟墓才能称陵，祝英台就算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大臣，其坟墓也不可能称陵。
这样看来，祝英台是否为宜兴人氏，还要打个折扣。而且不论从正史野史来看，都无法看出英台是重要大臣的记载，当然也难以想象有女大臣或女扮男装者高居庙堂的这种情况。
有趣的是，在江苏扬州城北的槐子河旁，还有一座祝英台墓，孤坟一座，形单影只，未与梁山伯结为鸾配，不知他们的恋爱在哪里出了何题。
实际上梁祝的埋葬地点尚不止以上这几个地方。据《梁祝故事集》记载，全国有9个地方建有梁祝的坟墓，而且无不标明是确凿的埋葬地点，有的还立庙奉祀，使人难辨真伪。
另有资料说，早在宋元之际，河北林镇、江苏扬州的梁祝墓祠的香火就很旺盛。照理说；历史上如果实有梁祝二人，他们的真正墓地不可能有9处之多，大都是梁祝的衣冠冢，甚至连衣冠也没有影子。
那么，为何梁祝能有这么多葬身地点？他们既无奇珍异宝害怕别人盗掘；又非害世枭雄担心仇家扬骨。看来答案只有一个：梁祝故事流传得广泛久远，深受人民群众喜爱，以至于主动为其建墓立庙，这是一种很好的传统纪念方式，很容易让人接受。
梁祝故事最早的文字资料，见于唐初梁载言的《十道四蕃志》。其中说“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家”，故事情节比较简单。晚唐时期的张读又将其赋予神话色彩，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。
张读，唐深州陆泽（今河北深县）人，字圣用，又字圣明，大中进士，官至尚书左丞。写了小说《宣室志》等著作，其中较为详细地写了梁祝故事，并特意写明梁山伯为会稽人氏，末尾有祝氏钻坟一说，这很可能就是梁祝出于鄞县的由来。同时，也是戏剧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故事的原型。
其实，梁祝的故事原型早在唐代以前就有了，六朝时就有“华山畿”的故事。宋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载有大概情节：
宋少帝时，南徐地方有一男子，因事路经华山（今江苏高淳县境内花山），在旅舍内见一美貌少女，心生爱慕但无缘接近，遂相思成疾而死。灵枢路过华山，少女得知此事后说：“华山畿，君既为依死，独活为谁绝？君若见怜时，棺木为依开！”，说罢，棺木果然不劈自开，少女跃身入棺，“因合葬，呼曰‘神士冢’。”
关于化蝶的情节，也有些相似故事。晋干宝《搜神记》载：“宋大夫韩凭，娶妻美，宋康王夺之，凭自杀。妻阴腐其衣，与王登台，自投台下，左右揽之，着手化为蝴蝶。”看来，梁祝双双化蝶情节，与韩凭夫妻故事很有关系。
由此可见，梁祝传说是吸收其它故事情节揉合而成，较之以往更典型，更完美，更加艺术化了，因而传扬得很快。上自朝廷大臣，下至村妇野老都知道了这个美丽动人的故事。
一些著名文人如苏拭、辛弃疾、吴文英等，都有吟咏梁祝的词作。宋元之际，有个名叫刘一清的写成《钱塘遗事》，首次提出梁祝之墓在今河北林镇之说，故事情节也有出入。但因其多系听说，故也难以认定为史实。
元代时期，戏曲大家白朴写了《祝英台死嫁梁山伯》杂剧；明代的朱从龙、朱少斋、王紫涛分别写了《牡丹记》、《英台记》和《再蝶诗》等传奇剧作，同时还有阙名的《同窗记》、《访友记》，也都是写的梁祝故事。
到了清代，出现了一些有关梁祝的小说及鼓词等，故事更加凄婉，神话色彩更浓。对此比较下功夫的是乾嘉时期经学大师焦循，他在乾隆六十年（公元1795年）和嘉庆元年（公元1796年），分别到济南、鄞城（今浙江鄞县）、扬州等地进行专门考察，可惜收获并不明显。
他在山东仅见到了嘉祥县(应为浒宁)祝英台墓的碣石拓片。注明“碣文为明人刻石”，关于此墓的真伪，未置一词；对于扬州祝英台，他不赞成，明确写道：“及吾郡城北槐子河旁，有高土，俗也呼为祝英台坟。余入城必经此。或曰，此隋场帝墓，谬为英台（墓）也。”
焦循比较倾向梁祝出于鄞县之说，为此他引当地方志云：“晋梁山伯，字处仁，家会稽，少游学，道逢祝氏子同往。肄业三年，祝先返，后山伯归访之上虞，始知祝为女子，名日英台，归告父母。求姻时，已许城西清道原。明年祝适马氏，舟经墓所，风涛不能前，英台临家哀痛地裂，而埋壁焉。事闻于朝，丞相封“义妇冢’”。这一说法较为完整，可惜也仅仅于方志。焦循自己也说：“此说不知所本，而详载志书如此。”
不过，梁山伯为晋朝人之说不独焦循赞同，在清初隐士徐树丕的《识小录》中也可找见：“梁祝事异矣！《金楼子》及《会稽异闻》皆载之。”这里说的《金楼子》系南朝梁元帝萧绎的作品，如此说属实，则梁祝故事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就有流传，并能引起皇帝的注意，亲笔做了叙录。这样看来，梁祝故事并不为妄，而且他们很可能就是晋代人氏。
关于梁祝所处的时代及其归宿之地，各执一词，孰是孰非，不好判定。为此，上海、浙江、江苏等地的有关部门和文化、学术界也多次召开梁祝研讨会，力图对以上问题弄个明白。但研讨了许久，至今也无定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