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两地书》:那么远,这么近

这世上有许多纯属偶然的事,譬如我与《两地书》的遇见。它像一粒飞来的石子,令我心中起了涟漪,在静夜中,这涟漪又无声地一圈圈扩散——化作思想的火花,化作旷野中的玫瑰,化作穿透黑暗的微光……

那么远,这么近,是历史的车轮碾过凄凉的大地的声音,是捻碎了孤独和苦闷的如豆的灯火,是即使天各一方也相知相契的平凡岁月。

今天,再次翻开《两地书》,我仍觉得幸运之至。这一本书,虽说全由书信结集而成,我却认为它不仅仅是一本穿越时空的书信集,还是一本反映着时代变迁的中国近代史书,也不妨把它看作一本教育类指导书。1925年的中国,距今约100年,然而鲁迅先生当时所持的意见仍能指引今日的我们,这是怎样的远见卓识!

全书三集,“略照年月”而编,“因地而分”,虽说是《两地书》,第一集并非两地,而是师生同在北京。

1925年3月,北京学界正上演着一幕“驱羊(杨荫榆)运动”,许广平为学生自治会的主要成员之一,她为当时中国恶化的情形而深深忧虑,为“含有许多毒菌”的学风及丑态百出的校内现象而苦闷,为五四以后的青年而悲痛,她“有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”,于3月11日以“一个受教的小学生”的身份提笔写信,向她的老师鲁迅先生请教,以求一个“真切的明白的指引”。

苦闷之不能免掉,或者就如疾病之不能免掉一样……而苦闷则总比爱人还来得亲密,总是时刻地不招即来,挥之不去。先生,可有什么法子能在苦药中加点糖分,令人不觉得苦辛的苦辛?而且有了糖分是否即绝对的不苦?

3月11日当天,鲁迅先生即给许广平写了一封回信,就“学风”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:教育界的称为清高,本是粉饰之谈,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,人的气质不大容易改变。正如人身的血液一旦坏了,体中的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——教育界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。“苦茶加糖,其苦之量如故,只是聊胜于无糖,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,我不知道在那里”。

若说这一段的“模胡”等同于章锡琛在《妇女杂志》的答话,那么他对于自己“如何在世上混过去”的方法则是值得借鉴参考的——在一百年后的今天看来亦未必过时。一是关于“人生”长途上最易遇到的两大难关:“歧路”和“穷途”,遇到歧路,“不哭也不返,先在歧路头坐下,歇一会,或者睡一觉,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……”,至于“穷途”,还是“跨进去,在棘丛里姑且走走。”二是对于社会的战斗,他并不赞成挺身而出,一味的牺牲,而是主张“壕堑战”。

“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,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,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,硬唱凯歌,算是乐趣,这或者就是糖罢。”

《两地书》第一集(1925年3月至7月的通信)里,多为时事的讨论,鲁迅先生早已洞悉中国“太老了”,“像一只黑色的大染缸,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,都变成漆黑。”虽然他并不知道“将来”会怎样,但知道是一定会有的,一定会到来的。他希望青年是“有不平而不悲观,常抗战而亦自卫”,子路虽勇,然而“结樱而死”却不值得。这一番教诲,对于秉性刚直、常常满肚子不平而“怒发冲冠”的许广平来说,是很适时的,她亦深感子路勇而无谋,表示 “此后自当避免些无须必践的荆棘,养精蓄锐,以待及锋而试。”

第一集里,我个人觉得最“好看”的是“辩”和“论”,这两点,遍布在他们各自的书信里,比如“壕堑战”、“现在”、“将来”、“时代”……许多“观点”都是可以拿来辩一辩的。许广平的信难掩才情,更透着青年的锐气,鲁迅先生的信言辞恳切,许多话读来幽默风趣,令人微笑。

你如果也要发牢骚,请来帮我们,倘曰“马前卒”,则吾岂敢,因为我实无马,坐在人力车上,已经是阔气的时候了。
我以前做些小说,短评之类,难免描写,或批评别人,现在不知道怎么,似乎报应已至,自己忽而变了别人的文章的题目了。
割舌之罪,早在我的意中,然而倒不以为意。近来整天的和人谈话,颇觉得有点苦了,割去舌头,则一者免得教书,二者免得陪客,三者免得做官,四者免得讲应酬话,五者免得演说,从此可以专心做报章文字,岂不舒服。

这一本书信集中,无论对于时事的议论,还是对于事物的描写,皆是文章中的“文章”,反复阅读,只觉意味悠长。许广平是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青年,并作为女师大的学生自治会骨干,对专制、独裁充满了厌恶和唾弃,对社会的不公与黑暗充满了战斗的精神。而作为鲁迅先生的弟子,她文采斐然,行文畅达,不愧为最有才情的才女。四月中旬,她于鲁迅寓所返校,即写了一段“归来后的印象”:

……是觉得熄灭了通红的灯光,坐在那间一面满镶玻璃的室中时,是时而听雨声的淅沥,时而窥月光的清幽,当枣树发叶结实的时候,则领略它微风振枝,熟果坠地,还有鸡声喔喔,四时不绝。晨夕之间,时而负手在这小天地中徘徊俯仰,盖必大有一种趣味,其味如何,乃一一从缕缕的烟草烟中曲折的传入无穷的空际,升腾,分散……是消灭!?是存在!?

先生读后,出了一道“考试”题目:“我所坐的有玻璃窗的房子的屋顶,是什么样子的?心细的“广平少爷”对答如流,先生只好“不再辩论,装作舌头已经割去之状”。

这些“闲篇”,似乎不关乎国民性的改革,却与“壕堑战”并不矛盾。令人失望的社会情形,令人悲哀的国家前途,还有那多不胜数的鬼蜮,“无处不是苦闷,苦闷,苦闷,苦闷,苦闷,苦闷……”,除了寻找生力军,加多破坏论者,幸而还有一些闲话可说。

关于“小鬼”如何成了“害群之马”,下回再说。